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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十年了

杜羽 发布时间:2018-02-01 14:38: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7年岁末的一个午后,北京城西的一家会议中心内,百余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两院院士来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来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来了……相熟的朋友见面,却在几句寒暄后便各自准备起即将开始的工作。

这是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专家初评的前一天。从2007年至今,这样的评审会办了10次,《大辞海》《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等3000多个项目,从众多作者、出版人的梦想,幻化为一张张带着墨香的书页,不少书还登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殿堂。

是学术工作,更是国家使命

“这几天我有重要工作,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正在会议中心审读书稿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谢地坤,匆匆挂断手中的电话。

在评审专家库的2000多位学术专家中,第5次被计算机随机选中,谢地坤无疑很“幸运”。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3天的时间里,他要审读29部书稿。“今年还算少的。有一年,我有50多部书稿要看,单单一个大部头就读了一天一夜。”虽然辛苦,但谢地坤明白,参与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工作,而是一项光荣的国家使命,“只有那些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的著作才能通过评审,我们责任重大。”

离谢地坤的房间不远,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张雷声,摆在她面前的59部书稿,总量超过千万字。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密,评审要求也严格。“在初评阶段,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审读书稿,不与基金办工作人员接触,也不与其他专家交流。”在张雷声看来,独立评审,是对学者最大的信任。

此后十几天,复评、终评相继举行,又有200多名专家陆续到来。在评审中,他们的心中始终有杆秤:一头摆着沉甸甸的书稿,一头压着国家的重托。他们深知,一声招呼、一张纸条,都可能让自己笔下的评语蒙尘。

“我们对参评专家名单和分组信息都严格保密,连基金办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也不得进入评审现场。”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说,所有的纪律要求,都是为了遴选出真正值得资助的项目。

“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按规定,每家出版社只能申报3个项目,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入选了5个?”一年前,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刚一公示,基金办综合处处长刘兰肖就接到这个电话。她核查了公示名单,确实有出版社入选了5个项目。再认真分析,这家出版社上一年的项目综合绩效考评为“优秀”,又有出版物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可以增加申报两个项目,并不违规。相关规定早已在基金办网站张贴。刘兰肖的解释,打消了这位举报人的疑虑。10年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的保密纪律越来越严格,而从立项到出版的全程绩效管理,则越来越公开透明。这让不少出版单位感到这个基金“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国家出版基金不是划拨了资金就撒手不管。一套书的学术水平如何?编校质量怎么样?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在结项验收时,都要逐一打分。”作为出版专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曾数次参与资助项目的结项考评,“有多家出版社因为考评不合格被通报批评,还被扣减了下一年度的申报指标。这让出版社在申报之初,就不能不慎重行事。”

如果说“不好使用”可以视作称赞,那么“不好申请”则道出了很多出版人的期待。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潘正安算了一笔账,现在国家出版基金每年的资助规模是5.8亿元,每年资助500多个项目,而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平均每个社只能获得一项资助,资助额度不过100多万元。

“目前国家出版基金的规模有限,我们重点从提升项目质量上下功夫,力争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陈亚明说,在国家出版基金的带动下,不少出版社建立起类似的内部管理体系,其对出版业的导向引领作用正日益显现。

雪中送炭,适应时代之需

“我读了《赵润琛按摩心悟》,想和赵老师学习按摩技法。请问怎么能联系到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出版后不久,中国盲文出版社编辑戴皓宁接到一位盲人读者的电话。在“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中,编辑们把赵润琛等名家的口述心得编辑整理成专著,以大字本、盲文本、有声读物的形式同时出版,为盲人读者搭建起走近名家的桥梁。戴皓宁很快把赵润琛所在的北京按摩医院的电话告诉了这位读者。

“对出版社来说,这些书发行量不会很大,而且按成本定价,没有利润。”戴皓宁介绍,“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这套书才能顺利出版。”

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有些出版项目无法启动,有些项目的出版时间会严重滞后,还有些项目会中途流产,这是很多出版人的共识。

“计划出版330多册的《儒藏》,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艰难地出版了10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介绍,2016年、2017年《儒藏》连续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第二批60册已经问世,第三批80册有望在2019年出版。

“过去的国家出版项目,大多靠行政力量来推动,而且往往是单个项目立项,没有统一管理。”对比多年前的国家出版项目,徐俊感慨良多,“在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出版基金应运而生,为那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传承优秀文化、体现社会公益的优秀出版物雪中送炭,无疑适应了时代之需。”

(责编: 陈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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