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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博物馆巡礼

西藏博物馆 发布时间:2018-01-30 10:00:00来源: 中国西藏


鎏金铜文殊菩萨坐像。明永乐


镶宝石鎏金银质法轮

  西藏博物馆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1999年10月5日落成并正式向社会开放。始建于1994年的西藏博物馆建成后占地面积539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508平方米,展厅面积10451平方米,由主馆区、办公生活区、民俗文化苑三个部分组成。除展览部、研究部外还建立了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裱糊与修复室、考古出土文物修复室。

  西藏博物馆不仅具有雄伟的建筑,而且已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中心,是人们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研究西藏的“窗口”,是世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


西藏博物馆

  历史典藏

  史前文化——出土文物

  史前文化陈列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期三个单元。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为距今5万年至3千年。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为代表,通过大量独具地域特征的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金属器物的展示,展现了青藏高原远古人类生存、演进的轨迹,以及藏族先民与中原文明、印度河文明等其它远古人类文明的联系。

  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西藏高原,自此之后迄至距今1万年左右,在考古学文化划分中被称为旧石器时代。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大多发现于藏北、藏西的丘陵、古湖滨与河流阶地,因为这一时期的石器都是从地表采集而来,没有地层根据,所以考古学家们通过对这些石器的制作工艺特点、以及结合其他学科、如古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综合判断。


石叶。新石器时代早期昌都卡若遗址出土

  西藏博物馆典藏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种类,它们多用石片打制而成,部分石器也用石块或砾石直接打制而成。

  大约距今1万年直至3千年左右,西藏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此时,开始出现较为典型的狩猎-畜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形态。西藏的北部及西部地区为狩猎-畜牧经济的主要分布区,与狩猎-畜牧经济相适应的石器也以细石器为主。这些细石器并非单独使用,它们是与体积较大的打制石器共存且得到广泛使用。而在藏东和藏南的河谷一带,出现了农耕经济与狩猎-畜牧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人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农耕技术传统,出现了原始农业耕作的经营方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谷物种子粟及山南贡嘎昌果沟出土的青稞、粟等农作物的碳化颗粒,经碳十四鉴定它们的年代分别为距今5千至4千年和距今3千年左右。这对了解西藏史前时期农业经济的状况,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可靠的明证。此外,在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出土的家养猪和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的存在。卡若遗址发现的20多座房屋遗迹,是农业定居生产与生活的有力佐证。不仅如此,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动物种类,说明了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从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骸,证明狩猎是除了农牧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门类。


青铜箭簇。 青铜器时代早期,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长5CM

  大约距今3千年左右,西藏历史的脚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的前夜。自此之后到公元7世纪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被我们命名为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相对而言,陈列在西藏博物馆、属于此时期实物资料的数量和种类较前期少些。一支青铜箭镞和铁柄铜镜,将我们引向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的遥远“殿堂”。尽管作为此时期典型实物的代表——金属器,其数量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金属器时期文明的异彩光辉,但可以从分布于藏西和藏北的岩画作品、巨石文化遗址,以及几乎是全区境内发现属于此期的石棺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陶器、磨制石器等,可以使我们更全面了解此时期的文化内涵与面貌。


铁柄铜镜 约公元前7-8世纪拉萨曲贡遗址出土

  吐蕃文化——金铭石刻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641年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与中原唐王朝建立密切的联系。710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带百工、杂技及诸多经典。705~822年间,唐王朝与吐蕃八次会盟,其中第八次史称“甥舅会盟”。由于目前在西藏境内所发现的属于吐蕃王朝的实物资料比较缺乏,所以在西藏博物馆陈列中只展出了甥舅会盟碑文拓片,以及反映吐蕃王朝历史、但为后期创作的作品。

  9世纪中后叶,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时吐蕃王朝覆灭,整个西藏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割据势力统治下的九大王系,但这些王系所创造的文明并没能流下更多的实物资料。然而,不仅在分割的西藏存在着王臣统治,而且在朵麦和阿里等地也继续存在着赞普后裔的统治。此时期,在西部阿里崛起的古格王朝可称得上是西藏境内保存有较多文化遗存的地方。在西藏博物所馆陈列的古格都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以武器为主,有铁箭镞、藤盾和铁刀等。

  萨迦、帕竹时期——印玺封文

  1246年,萨迦派首领萨班携侄子八思巴和恰纳多吉与蒙古汗国皇孙阔端在凉州会晤,商谈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事宜。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国汗国王位,建立元朝政府,并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委其兼管中央政权设置的总制院管理西藏军政、宗教事务。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个行政区。

  1354年后,西藏历史进入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时期,明王朝政府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管理西藏的制度,各级官员均由中央政府任命,敕封三大法王和各级僧俗官员,并在西藏设专门机构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多封众建,尚用僧徒”是明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军政事务最具特色的一种政策,这与当时西藏地方政治分散、各教派势力各踞一方的情况是相适应的。明王朝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三大法王。法王是最高级僧侣,他们奉朝廷的敕命,行使地方职权。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了“阐化”、“赞善”、“护教”、“阐教”和“辅教”五王,他们都是领有份地的政教首领,分别统辖一定地区。其中噶举派第五世法王德银协巴曾经到明朝的都城南京竭见永乐皇帝,并为太祖朱元璋的亡灵做了超度荐福的法事活动。明成祖下令艺术家将这段法事活动逐日绘制,并用藏族传统的绘画形式把当时的一些吉祥的景象记载了下来。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这幅画卷长49.68、纵高0.66米。

  甘丹颇章时期——金瓶金印金册

  1642年以后,格鲁教派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并进一步法制化。沿袭噶举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于1653年和1713年先后敕封达赖和班禅,确定其封号。从而形成了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72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清朝政府不但进行了调解,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西藏的全面管理,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人常驻拉萨,督办西藏事务。1751年,清朝中央再次调整了管理西藏的措施,废除郡王制度,正式建立噶厦机构,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1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清中央政权为彻底解决西藏边务问题,下令征调内地省区的兵马,打退廓尔喀入侵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1793年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进行了规范,并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形成了较完善的治藏措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朝中央政权加强对西藏管理的系统总结,反映了当时清朝中央在西藏全面行使主权的实际情况。


国师之印。元代(玉,高8.4cm,10.9cm)


灌顶国师阐化王之印。明初(象牙,高7.5cm,边长4.3cm)

  1911年中国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按传统旧制呈报中央,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在热振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和加强。1939年国民政府依据热振的报告,对寻找到的转世灵童颁布了“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十四辈达赖”的命令,并按惯例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坐床典礼。


金本巴瓶。清乾隆

  目前,历朝中央政府颁赐给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金印、金册及圣旨、诏书等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陈列展柜或库房中。

  文化典藏

  文字及书法

  7世纪,改革创制的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藏文,已经能够完满地表达所有的藏语语意而沿用至今。


普渡大斋连环画卷(局部)。明永乐(纸,彩绘长4908cm,宽69cm)

  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吐蕃时期的乌金体桑耶寺碑文拓片,是8世纪末的大书法家伯雪查墨所创的串珠体。此外,藏文字体的乌金体种类还有吞弥桑布扎所创的最初的字体蟾蜍体;7世纪末的大书法家恰阿仁青巴创立的列砖体;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的大书法家恰噶比吴次所创的雄鸡体;8世纪中叶的大书法家格年贡觉旺创制的稞体;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大书法家次本强久在稞体基础上创制的蜣螂体;9世纪中叶的大书法家智瓦云单所创的鱼跃体;9世纪中叶的大书法家扎氏和许氏二人创制的腾狮体;10世纪末至11世纪琼布右赤创制的琼体等等。这么多种类丰富的字体,有些已经从历史云雾的笼罩中重见天日了,而更多的随着岁月的尘埃随风而去,仍无法与遗存下来的实物进行对应。

  吐蕃王朝时期虽然主要着力于乌金体的书艺,但是乌梅体也有长足的进步。因为除了正式公文和写卷多用工整的乌金体外,草拟文稿、记录世事,特别是民间行文等多用乌梅体。所以乌梅体也呈现出五彩缤纷,出现了多种新字体。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碑文拓片及乌梅体手抄经书等,向我们展示了吐蕃文字及书法艺术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我们通过观赏陈列于博物馆内的后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文、文告等的书法艺术作品,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吐蕃王朝之后藏文字体和书法艺术的内容、形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古籍文献

  自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使用藏文以后,盛世修典,功绩非凡。在大量的本民族的杰作不断问世的同时,先后从内地中原,友邻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请来诸多学者,与藏族学者互相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从而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其数量紧次于名列第一的汉文典籍。吐蕃时期的典籍装订形式受南亚的影响,为散叶装订,文字书写形式为从左至右。作为记录佛教教理及其相关内容的贝叶经,其艺术、科学与历史价值是许多其他形式的典籍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形式的文献典籍的出现成了整个佛教文化的一个亮点。贝叶经书写的文字是古印度文—梵文,现在在印度见不到的许多佛教经典文献的内容,只有在西藏才能找见。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根据文献典籍的重要程度与级别高低来决定用金、银和墨汁等的书写形式,一些重要的典籍用金、银、珊瑚、珍珠、绿松石等珍贵的宝物研磨成汁而书写。但文字书写的字体形式主要有两种:乌金体(所谓的印刷体)和乌梅体(所谓的手写体)。

  8世纪建立桑耶寺时创建了第一个译经院,在这里翻译了许多来自南亚、西亚和中原的一些经典作品供藏族学者进行研究。自此之后,佛经和其他内容的翻译,成了构成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学者和翻译大师,不但将藏族以外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藏文,而且不断进行创新与补充,形成了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以佛教内容为中心的灿烂文明。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贝叶经、桦树皮经以及各种书写汁液写就的精美的典籍,为我们了解藏族典籍的丰富与多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戏剧艺术

  早在桑耶寺修建之初就有壁画描绘穿戴面具举行仪式的场面,这大概可以认为是西藏戏剧的滥觞。根据文献记载,在桑耶寺竣工庆典仪式上,曾有戴白面具的一种戏剧的演出,有人称这种戏剧形式为“白面具戏”。这一剧种起源于7世纪,主要流传于西藏的山南和拉萨等地区。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撰写了第一本藏戏典籍《戏剧入门》。到了15世纪,著名高僧唐东杰布在白面具戏的基础上改造而形成了“蓝面具戏”。它表演的传统剧目多,演技丰富,艺术流派众多,流传广,是深受藏族群众喜爱的剧种。这一剧种面具平面化,由真人表演,传统剧目有“诺桑王子”、“郎萨文保”等。多数剧种采用鼓钹的伴奏下载歌载舞,有领有伴的形式进行表演,但个别剧种不用伴唱而用民间和宗教乐器伴奏。

  除了戏剧以外,西藏博物馆文化与艺术展厅里还陈列有世俗和宗教歌舞、以及器乐展品,这些实物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侧面了解藏族歌舞艺术的博大精深。

  藏族器乐

  西藏民族民间器乐,由民间和藏传佛教器乐两部分组成。这两类器乐,可分为打击乐、吹管乐、弹拨乐和弦乐器四种。这些乐器从取材到制造、形状、音色和弹奏技术等方面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民族特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藏族的先祖们同周边地区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通过学习、借鉴、利用部分乐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把它们改造成为典型而名副其实的本民族传统器乐。

  藏族医药学

  藏医学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作为藏民族传统文化“十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吸取中医和其他外来医学经验,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藏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世代相传,为藏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藏医学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及确切的疗效,使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之一的藏医学日益成为当今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对象。8世纪后,以宇妥·云丹贡布为首的杰出藏医学家,集各家之大成,编写出了《四部医典》。13世纪后,除《四部医典》得到全面修订、充实外,医学教育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到了17世纪,由第悉·桑杰嘉措主持绘制了79幅医学挂图。他根据前人的医学典籍,把整个藏医学的医理、病理、治疗学、解剖学都用图解的形式很直观地表达出来,在藏医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陈列于博物馆的部分藏医学图解唐卡,是以原作为母本制作的复制件。18世纪后期,著名藏医学家帝吾玛·单增平错编写了《无垢晶珠本草》,对药物产地、性味、功效、采集、加工等做了详尽的论述。由于地域及气候的差异,又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医学派系,其中最有名的是“强派”和“苏喀派”南北两派。藏族医药学发展到当代,在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藏族天文历算学

  藏族天文历算学是研究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中的分布、运行及宇宙结构的科学。它在藏族“五明学”中属于小五明的星象学。在藏族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应用广泛,如授时、编制历法、测定方位等。它是伴随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观察日月星辰、冷暖气候等天象和四时节气、动植物生长变化等大自然现象规律,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吸收兄弟民族和友邻邦国的优秀科学思想文化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藏族天文历算学包括天文、历算、五行占算、韵律占算和年代学等内容,其中又分为从印度传入的时轮历法和从内地传入的时宪历法。

  雕塑艺术

  西藏的雕塑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迄今所见西藏最早的雕塑作品是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塑猴面像。

  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佛教文化艺术兴起。早期雕塑以泥塑和石雕为多。桑耶寺、昌珠寺、拉萨查拉鲁普、昌都察雅仁达等地遗留的石雕、石刻、摩崖造像等,都是吐蕃时期流下的珍贵的石质艺术品。


鎏金铜班丹拉姆像

  西藏早期的铜像多属外来造像,但也有三大法王时期的个别造像。后宏期以后(大约在12-13世纪后),西藏本土的造像逐渐增多。早期造像多铸成实心像,随着造像艺术的发展,后来改铸空心像,并在内藏装入经卷、药物、舍利等圣物。最后改用铜片制作佛像。

  藏族雕塑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用料上有铜铸、石雕、泥塑、木雕、酥油塑等;技法上有浮雕、圆雕、镂雕等。

  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绝大多数造像,基本上属于藏族雕塑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以后的作品。

  唐卡艺术

  藏族绘画艺术是在远古西藏绘画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尼泊尔、克什米尔及中原内地等的绘画技法,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善的理论体系,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流派。


米拉热巴像唐卡(噶赤画派)。清中叶

  唐卡是西藏绘画中广为流行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艺术形式。关于唐卡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目前还没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说法。一些人认为它的渊源与国画卷轴画有密切关系;有些人认为是从印度、尼泊尔早期朝圣者随身携带的一种卷轴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有人认为早期佛教艺术传入西藏地区时,藏族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为了更好地解决供奉场所与宗教信仰间的矛盾,遂出现了便于携带而并不与生产生活方式冲突的唐卡这种卷轴画的艺术形式。

  15世纪以前的西藏绘画艺术的流派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之中。在此之前,西藏地区的绘画艺术深受印度佛教艺术及其从属者尼泊尔艺术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一个观点。西藏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关于西藏绘画流派,大致上划分了尼泊尔画派、齐乌岗巴画派、勉唐画派、钦孜画派、噶赤画派等。尼泊尔画派:7世纪左右随着佛教的大量传入,西藏境内大兴建寺修庙之风,当时寺庙内的壁画、塑像等由尼泊尔和内地等地的画家、雕塑家所塑绘。自此之后到大约15世纪之前的由尼泊尔和藏族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后人一并称之为尼泊尔画派。一般认为尼泊尔画派的主要特点是画面中央绘主尊像,在其四周安排环绕主尊像的传承诸师、护法神、大成就者等内容,造像简单,身段僵硬,着衣少而单薄,装饰物沉重感强,以暖色调为主等。


八思巴像。元代

  陈列于西藏博物馆的八思巴画像唐卡,就属于这一画派的作品。齐乌岗巴画派:关于齐乌岗巴画派的产生年代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相比之下,有些人认为齐乌岗巴画派的产生年代大约应在15世纪的说法,看起来其论据较为充分。西藏博物馆陈列的齐乌岗巴画派的作品,产生于13世纪。主要流行于卫藏地区。这一绘画派系曾受到过五世达赖喇嘛的极大青睐,于1648年,他在委托工匠为布达拉宫白宫甘珠尔殿创作壁画时,曾挑选齐乌岗巴所绘的“次第传承图”为艺术家尊奉的范本。至少在17世纪中叶,对于卫藏地区的一些主要艺术家来说,齐乌岗巴风格已经成为一种古代绘画的奇观。雅堆·齐乌岗巴出生于山南乃东雅堆,自幼酷爱绘画艺术,不辞艰辛,云游各地,临摹壁画,后形成独特画派。齐乌岗巴画派既继承吐蕃时期(7-9世纪)和分治(9-13世纪)时期绘画的神韵,在保留尼泊尔风格的某些主要特点的同时把忿怒神像画得身材矮小、腹部大而鼓起、头部硕大,又把人物描绘趋于自然流畅,装饰图案细密,画风精致,服装更具变化等。勉唐画派:15世纪30年代,以后藏艺术家为主而形成了特点鲜明的西藏艺术风格,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画师和雕塑家,其中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是勉唐巴·勉拉顿珠措。该画派因其创始人勉拉顿珠措于15世纪初,出生于山南洛扎的勉唐地方而得名。勉拉顿珠措不仅绘画技艺高超,在艺术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其传世之作《如来造像度量经·如意宝珠》成为西藏造像量度和与艺术相关文献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并被后代的许多贤哲尊奉为这一论题的重要藏文著作。该画派造像法度严谨,线条工整流畅,色调变化丰富活泼鲜亮。17世纪,后藏画师藏巴·曲英嘉措在继承勉拉顿珠措画派基础上,开了一代新风,创立了新勉唐画派。钦则画派:15世纪中叶,与勉唐巴同出师门的贡噶岗堆·钦则庆莫创立了钦则画派,主要流行于后藏和山南地区。该画派在构图上继承齐乌画派的特点,擅长绘制愤怒神,其面相威严孔武,人物造型丰富圆润,形象稳健,色彩沉着饱满,善于使用对比色,强烈而跳跃,配色细腻讲究,装饰味强,纹样繁密华丽。陈列于西藏博物馆而创作时间为清代的贡布古如、红阎魔敌等唐卡都是该画派的作品。噶赤画派:该派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走向繁荣,以昌都为中心,主要流行于康区一带。创始人南喀扎西,其特点是勉唐画派的传统绘画技法和印度金铜塑像的直接模写相结合,人物造像趋于优美自然。在背景绘画的色彩运用方面吸收了祖国内地明代工笔画的表现手法,强调了个性,线条刚劲,讲究功力着色偏重青绿,雅逸清丽,画面风景吸取工笔重彩,山石瀑布,花鸟树木的表现手法。后有却扎西、噶旭·噶玛扎西、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结等画家,为该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集金刚像唐卡(勉塘画派)。清

  西藏唐卡除了按绘画风格特点划分不同风格与流派外,可按工艺特点划分为缂丝、堆绣、刺绣等,还可按画作铺底颜色形式的不同划分出赤唐(底色为红)、金唐(底色为金色)、黑唐(底色为黑色)等等。在西藏博物馆的陈列和馆藏文物中,各种形式不同的唐卡艺术作品的例子枚不胜举的。

  民俗器物典藏

  本部分按照民俗文化的门类划分为6个单元,即民族服饰、器物用具、藏族民居、民间工艺、民间竞技、交通工具。内容涵盖了藏民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多层次地体现了西藏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人民与周边地区和民族间的民间友好交往,汉、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民族服饰】

  藏族的衣着服饰多姿多彩,它们凝聚和积淀了藏族各时代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表现了藏族人民的实用观点、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生活特点,并具有不同的地区特点。


天珠珊瑚项链。19世纪

  除了俗人的服饰外,西藏还有僧侣的服饰。这些服饰以红色为主,配以各色的僧帽和藏靴,极有特色。博物馆展示的一套象牙制作的服装,是在密宗仪式时穿戴,从这件象牙雕制的服饰可以看出,当时运用于宗教服饰的工艺技术是极其精湛的。


龙纹短上衣。17-19世纪(缎与锦绣制成)

    藏族妇女的配饰非常丰富,分头饰、项饰、腰饰、发饰等。这里的人们所使用的饰物大多是由珊瑚、珍珠制成,再配以绿松石、黄金、银等宝石和贵重金属,从而显示其地位的尊贵与经济的富足。

  【饮食与器具】

  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与外界联系较少的高原寒冷地区,饮食习惯与日常生活用品,都与其他民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即便是在西藏境内,农区与牧区也存在着差别。农区以糌粑和面食为主,佐以酥油茶和肉类;牧区饮食则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兼食糌粑及面食。与饮食习惯相配,藏族的餐具、茶具、炊具及其他日用品也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博物馆民俗文化厅内所展示的民俗文物中,大部分的生活用品现在还在普遍使用。其中在藏北地区常见的皮具是最具特色的,有皮盘、皮碗、皮箱等。中原的瓷器传入西藏后,为避免损坏,藏族人民还发明了一种碗套,有皮质的,有藤编的,有金属制作的,形式多样。而在西藏的南部和东部是林木最为繁茂的地区,这里的生活用具绝大多数是木制品,有辣椒盒、木碗、香炉、糌粑盒,酒壶等。

  除此而外,藏族的传统竞技、民间工艺、交通运输工具等都具有强烈的地方与民族特色。在博物馆陈列的与此相关的展品如抱石头、赛马、赛牦牛、射箭、摔交等;交通用具中的马头方形木船,牛皮船等等;民间工艺相关的雕塑、陶器制作、石刻等非常丰富的展品,会使每一位参观者从中获得更多关于西藏民俗的常识。

  专题陈列

  西藏博物馆在以浓缩系统的基本陈列向公众进行展示的内容外,于2000年推出了明清瓷器精品专题展。其中所展示的瓷器大多是中央政府为西藏上层贵族和活佛特别烧赐的,极具民族特色。而这些瓷器绝大多数为官窑制品,其器形大多是根据西藏的宗教用品及藏族的民俗用品进行仿烧。僧帽壶为西藏喇嘛所使用的一种宗教器皿,由于其壶口近似于噶举派喇嘛帽,故称为“僧帽壶”,瓷质僧帽壶始烧于元代。执壶类似于供品,是喇嘛在寺庙进行法事活动时的一种供器,这种器型在西藏的各大寺庙至今仍在使用。木纹瓷碗也是根据藏族的风俗而烧制的。另外常见的器型有虎皮三彩多穆壶、金釉刻缠枝莲纹盖盒、雕漆寿纹碗等瓷器,这些都无不体现着中央对西藏的关注和对上层僧俗的礼遇。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以藏文、梵文、八吉祥等具有地方文化特征的文字及传统图案装饰的瓷器。除了这些精美的瓷器展品,我们也感受到了藏族先民卓越的智慧,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为了能将这些精美且容易破损的瓷器带回西藏,他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及用品,其中最为简单且实用的就是各种皮制、金属质的套子和木制的固定器,使这些精品瓷器得以安全无损地运抵西藏。纵观整个瓷器展,它体现的不仅是内地瓷器在西藏的流传,而且表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文化艺术的交流,使汉藏民族的艺术风格在瓷器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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